民愤作为需要考量的因素，影响定罪和量刑，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

总之，按照党导政分制要求，作为领导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立宪党导制是宪法与党章并行的二元宪治体制，这种二元宪治体制为党导法规体系提供了宪治基础。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党内法规应该由党内民主确立，国家法律应该由人民民主确立，党导法规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党内民主通过，最终由人民民主确立，因为党导法规不仅关涉中国共产党，而且关涉全国人民。从严治党的核心是违规必究和全党守规，要做到违规必究和全党守规，中国共产党必须区分党纪与党德，否则违规必究是不可能的。

中国民主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主权，所以中国的民主模式只能是党导民主。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中，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本文将对人权概念的具体使用语境进行简要梳理，以厘清不同语境中人权的不同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当前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

基于语用学的人权概念分析，可以将人权放置到历史语境、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制度语境中，考虑到人权概念所内涵的变迁性、习俗性、双重性与实践理性特征，对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优良的自然环境与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得中国农业经济获得较为稳定持久的维系，较之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农耕合作中，宗族、家庭观念获得显著强化，而宗教、个体观念则未赢得广泛推崇。[9]因此，这种人权具有居于国家与民族之上的超然性。在这些革命中，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将他们所尊奉的自然权利及人权理论庄严地写入人权宣言及宪法之中。

[7]参见徐显明：《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文化之解析》，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14]然而，将人权纳入制度语境之后，作为自然权利同义语的人权概念产生了一种内在分离：一方面，人们对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人权进行筛选，选择其中核心性、重要性的权利内容，将之写入法律文本，成为法定人权。

[10]这样，究竟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看似是历史渊源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则成为了各国政治立场的宣示。此后，中国人权建设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文化融合的不彻底性是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当代文化语境中人权概念研究的关键问题，似乎并不在于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的人权概念，而更大程度上在于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中国化的人权概念。而后发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基于本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实践，充分意识到民族自决权对于本国人民权利实现的重大意义，因此，普遍将人权理解为由主权国家基于一国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予以保障的价值。

从微观层面而言，制度(Institution)是指特定主体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具有规范性的行为准则体系，可以从适用主体范围上划分为企业内部制度、社团内部制度、学校教学制度、宗教制度，以及全国通用的法律制度等。当然，有些人权条款中的假定条件部分是可以略而不宣的。在当今中国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的积极主动吸收过程中，对人权概念的文化诠释，兼融东西方文化的国人应当能够做得比不了解汉学的西方人更加深入、合理，也因此而应当更具权威性。[9]参见[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近代自然权利理论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而在东方国家，其文化观念则体现出较浓厚的集体性色彩。

并借此使人道主义干涉获得了以人权价值为归依的正当性基础。人权通俗而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

摘要：人权本身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其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4]参见钟丽娟：《自然权利制度化研究》，山东大学理论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页。[5]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8-179页。个中原因，无疑一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政治利益等方面考量对中国文化语境中人权概念内涵的拒斥，而更深层原因还在于文化背景差异所导致的交往中的隔阂与理解障碍。相反，任何现代国家制度必须以人权为出发点。平等交换与契约自由的商品经济原则奠定了西方文化基础中对自由与平等追求，因而也使得其人权观念中对自由权、财产权的保护予以特殊重视。

[8]参见鲜开林：《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变迁》，载《人权》2012年第3期。(一)古代自然理念中的人权含义 在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理念中，人主要是相对于自然的、既主动又被动的存在。

[6]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3一104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公民基本生存权、发展权的强调，并不等同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漠视。

[11]这种双重性是政治斗争的必要，而在更深远意义上，它是冷战后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竞争中所不可避免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关于人权的政治考量不仅具有国际性，同时也延伸至国内政治生活中，在思考中国政治语境下的人权概念时，这点是不应被忽视的。

(一)人权的主权性与主权的人道性 政治语境中的人权概念首先体现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方面。理性是根据客观现象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抽象出的规律与法则。这种朴素的自然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早期思想家开始将人类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景、人类社会生活习惯等因素附加于有形的物质宇宙概念之上，从而使得自然被赋予了道德品质。在法学领域，自维特根斯坦开启语言分析哲学在法学领域运用的大门之后，对法律用语的语境分析的重要性日渐突显。

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是一个整体，国存人存，国破家则亡，因此忽略集体人权的个体人权观是与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背离的。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时期哲学家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以地中海沿岸早期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客观经济基础的。

其次，法律自身的稳定性、统一性、可行性、强制性也使得人权的实现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而发展中国家也并不能否认人权自身的道德性与抽象性，其主权的行使也需要以人权保障为基本价值追求。

其二，它对非理性的法律虚无主义做出回应，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可以尝试通过理性实践商谈机制更好地实现人权。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便出现了自然法[natural law]，希腊思想家不仅开始直接使用这一称呼，而且还初步确立了自然法的分析方法与内容体系。

人权是一种应然的、理想性权利，它并不以制度为前提。这一概念书写了西方人不断思考、争取自身权利的历史。事实上，如果能够恰当认识人权话语中的政治性因素，显然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制度无疑主要是通过国内法予以保障和实现的，人权必然具有一定的主权性因素。制度语境中的人权概念，通过法律制度向社会昭示人的尊严与价值，使社会成员明确什么是当为、应为，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当为、禁为。

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是我们在研究人权问题中应当充分考虑的因素。而中国历史上，最确切意义上的人权概念入宪，当属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颁行，在宪法第33条第3款增设了人权条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41)第三，尽管立法不可能在面对所有情景的时候都尽善尽美，而规范层面上的立法统一和法律语言的精确，是法律所能做到的和应当追求的。立法的争论实际上是伦理争论的延续，法律规定有如未解的伦理讨论一样，依然存在于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

(16)《艾滋病防治条例》第56条第1款规定：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予以处罚。二、中国艾滋病防治立法中的隐私保护条款及其冲突 就我国现有的艾滋病防治相关法律来看，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对艾滋病人隐私保护的较为系统的规定。